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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况

时间:2020-07-03 来源网站:龙八娱乐

近况:在书房和画室之间穿梭

:我们注意到,这次您的新书《散花》不仅收录了您的文字,还有多幅水墨,这在文学家的作品里是不多见的,为什么会想到出这样一本书呢?

冯骥才:因为我生活的方式,就是写作和画画密不可分。所以这次出《散花》的时候,我也希望读者不仅看到我的文字,也看到我的画。因为画是我艺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,我的文字和画是分不开的。我的生活有的时候是用文字来表述,有的时候就要用色彩和笔画来表述。如果仅有文字,没有画作,呈现出来的思想和感情是不完整的,有缺憾的。

:您现在的身份很多,手头的工作千头万绪。您是如何安排日常生活的?每天能有多少时间写作和绘画呢?

冯骥才:我现在不去考察的时候,每天上午三个多小时思考问题,看书,或者写作。下午我去学院里,把要做的事情列一个时间表,让我的工作室严格按照这个时间表进行。晚上回来以后,我倒头就睡,睡上一个小时之后,有时候看点电视,然后就到我的空间里去。我的空间就是我的画室和书房,我会看感觉,看今天的感觉适合画画还是写作。无论画到多晚,我都会把墨汁洗掉,换上干净的水,在画案上把纸铺开。这样,我下次一进去,看到纸就会有感觉。有时候,我从外面进到画室,看到纸的表面好像布满了“神经”,一碰它便会有画画的冲动。我的书房里也摆了很多笔和稿纸,这样我有什么想法,就可以立刻写下来。我画画和写作也是交替的,在画水墨画、等墨干透的这段时间,我就会去书房,继续完成那些没写完的文章。写累了,我就回画室去,继续画画。我把这个称作是“甜蜜的往返”。

:可以看得出,您是将写作和画画都看作是记录情感和思想的一种方式。最近几年,您的创作算不上“高产”,是不是因为这种记录方式“变慢”了?

冯骥才:我写作不是非常功利的,我修改稿子的时间非常长,甚至超过写的时间。海明威说过一句话,我觉得说得非常好。他说,写作的时候就一只脚站着写,修改的时候就躺着修改。写作的时候要尽快地把你心里的感受和 抛在纸上,修改的时候,就要讲究语言的简洁性,修辞的美,这些都是要在修改里面实现的。契柯夫讲过一句话,文章是改出来的。所以我改的遍数很多,一篇文章起码都要改上六七遍。即使一篇很小的文章,即使写的时候非常顺利,我都会改上好几遍。每一次修改的过程都是一次深入,有时候一旦加上一个修辞,一个定语,境界马上就不一样;加上一个细节,文章立刻丰满立体起来。如果没有修改的过程,文章就会比较平面。修改的过程还是一个发现的过程,有可能发现新的灵感。

文学:效仿泰戈尔“灵性写作”

:您在很多场合谈到过文学的“受众在变化”的概念,作为作家,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变化?

冯骥才: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里,生活的方式和观念都发生了变化,对文学的需求和审美也发生了变化。最近让我感触很深的是,我写了一篇文章叫《爱犬的天堂》,写巴黎塞纳河边有一个猫狗的公墓,当时我去旅游,有很多感人的细节,我把它们写成了散文。这篇文章引来了大量的读者,这些读者都是宠物的爱好者。我写很多人的文章,没有那么多读者回应,写了一篇动物的文章,反而引起如此强烈的影响,我就发现,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,这就是例子之一。

我认为,作家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“本心”来写东西。像我在“伤痕文学”的时候写了很多有关人性的东西,在《爱犬的天堂》里其实本质上还是表现人与狗关系中的人性成分。生活在变,写作的内容和题材不可避免地也要变,但有些东西是作家必须要坚持不变的,那就是“为什么写作”,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。作家有把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、对于身份的理解、把感动的东西告诉别人,这是我写作的原则。我认为,作家必须要站在弱势的立场上,所以我从来不写英雄。在写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时,我不写达官贵人,因为即使他们在文革中受了苦难,也自会有人给他们树碑立传。在我看来,只有那些默默无闻、乏人关注的小老百姓的生活,才是生活的本色。

:近些年,您更多的是以文化知识分子而非作家的身份见诸报端。这种身份的变化对您的文学创作是否也有影响和改变?

冯骥才:这些年我做遗产保护的工作比较多,所以写的大部分是文化批评,发表在报纸上。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,我觉得需要张扬我们的声音和观点。文化批评的集子我近些年写了很多,比如说《紧急呼救———民间文化拨打120》、《手下留情》、《灵魂不能下跪》、《思想者独行》。我在《收获》开了一个专栏叫“田野手记”,现在已经第五篇了,主要是写我在天南地北进行民间考察的时候的一些感受。不光是散文,还有一些文化批评,甚至是关于文化学的理论文章,也放进去了。相对的,像《散花》这种个人化的、情感化的“心灵写作”偶尔才会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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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为什么“心灵写作”只能偶尔为之?

冯骥才:因为“心灵写作”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松弛的心境,现在工作太多太杂,很难有这样的心境。如果有突然的灵感,我会写一篇散文,但是都不长,《散花》里的文章都没有超过三千字的,大多都是一两千字。这些是我心灵生活、情感生活的记录,但是不多,因此两三年才出一本将近 0万字的书。

另外,我还有一些特别短的句子。像纪伯伦写《先知》,泰戈尔写《飞鸟集》,他们都用一些特别短的句子来写,我觉得挺好,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,我也用这样的方式把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感受写下来。比如说我写过这样一个句子“春天最先是闻到的”。那时,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感受,春天最先不是看到的,而是一种闻到的气息。我的床头、书桌还有很多地方都放着一个小本子,有好的句子时就随手把它们记下来。这些句子是一瞬而至的灵感,有些时候接个就错过了,再也捕捉不到了。这些句子,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它们整理出来,放在新浪的博客上,至今已经有600多段了。我把这些短句起了个名字叫“灵性”。其中一些已经整理出来交给三联书店了,马上要出一本散文诗风格的书。

:您在很多场合谈到过文学的“受众在变化”的概念,作为作家,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变化?

冯骥才: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里,生活的方式和观念都发生了变化,对文学的需求和审美也发生了变化。最近让我感触很深的是,我写了一篇文章叫《爱犬的天堂》,写巴黎塞纳河边有一个猫狗的公墓,当时我去旅游,有很多感人的细节,我把它们写成了散文。这篇文章引来了大量的读者,这些读者都是宠物的爱好者。我写很多人的文章,没有那么多读者回应,写了一篇动物的文章,反而引起如此强烈的影响,我就发现,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,这就是例子之一。

我认为,作家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“本心”来写东西。像我在“伤痕文学”的时候写了很多有关人性的东西,在《爱犬的天堂》里其实本质上还是表现人与狗关系中的人性成分。生活在变,写作的内容和题材不可避免地也要变,但有些东西是作家必须要坚持不变的,那就是“为什么写作”,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。作家有把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、对于身份的理解、把感动的东西告诉别人,这是我写作的原则。我认为,作家必须要站在弱势的立场上,所以我从来不写英雄。在写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时,我不写达官贵人,因为即使他们在文革中受了苦难,也自会有人给他们树碑立传。在我看来,只有那些默默无闻、乏人关注的小老百姓的生活,才是生活的本色。

:近些年,您更多的是以文化知识分子而非作家的身份见诸报端。这种身份的变化对您的文学创作是否也有影响和改变?

冯骥才:这些年我做遗产保护的工作比较多,所以写的大部分是文化批评,发表在报纸上。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,我觉得需要张扬我们的声音和观点。文化批评的集子我近些年写了很多,比如说《紧急呼救———民间文化拨打120》、《手下留情》、《灵魂不能下跪》、《思想者独行》。我在《收获》开了一个专栏叫“田野手记”,现在已经第五篇了,主要是写我在天南地北进行民间考察的时候的一些感受。不光是散文,还有一些文化批评,甚至是关于文化学的理论文章,也放进去了。相对的,像《散花》这种个人化的、情感化的“心灵写作”偶尔才会有。

:为什么“心灵写作”只能偶尔为之?

冯骥才:因为“心灵写作”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松弛的心境,现在工作太多太杂,很难有这样的心境。如果有突然的灵感,我会写一篇散文,但是都不长,《散花》里的文章都没有超过三千字的,大多都是一两千字。这些是我心灵生活、情感生活的记录,但是不多,因此两三年才出一本将近 0万字的书。

另外,我还有一些特别短的句子。像纪伯伦写《先知》,泰戈尔写《飞鸟集》,他们都用一些特别短的句子来写,我觉得挺好,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,我也用这样的方式把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感受写下来。比如说我写过这样一个句子“春天最先是闻到的”。那时,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感受,春天最先不是看到的,而是一种闻到的气息。我的床头、书桌还有很多地方都放着一个小本子,有好的句子时就随手把它们记下来。这些句子是一瞬而至的灵感,有些时候接个就错过了,再也捕捉不到了。这些句子,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它们整理出来,放在新浪的博客上,至今已经有600多段了。我把这些短句起了个名字叫“灵性”。其中一些已经整理出来交给三联书店了,马上要出一本散文诗风格的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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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遗产:“抢救”文化没有中止

:保护文化遗产,如今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,这项工作对于您自己来说,有什么特殊意义?

冯骥才: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事情,是我对于社会、文化的,是我思考的结果。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,全球化就意味着市场化和商业化。一个商业化的时代一定是一个消费社会,一个物质化的社会。在这样一个社会里,很多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会贬值,会受到轻视和冷落,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物质本身或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快乐。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传承,像中国如此悠久的一个文明古国,传承是不能中断的。我们不能在未来的世界迷失,因此我们必须保护好现有的文化。现在很多文化正处于濒危、瓦解、消散的边缘,比如说千人一面的城市化建设,正在破坏原有的独特性的文化。所以我们必须下力气去进行文化保护。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里,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件事的价值,甚至可能连文化的创造者本身都不一定了解这种文化的价值。比如说陕北的一个老妈妈,她的剪纸非常美,但她却不知道这中间蕴含了多少文化的价值,所以这些发掘和保护的工作必须由我们来做。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提高人们对于文化保护方面的意识。

:虽然您已过花甲之年,却仍然奔走于大江南北。是什么动力让您支撑到现在?有没有想过何时停下来?

冯骥才: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停止,因为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一个结束,它不能让你放弃它。比如说做文化遗产的抢救,种类太多太繁杂,不可能做完,而且在抢救的过程中,会不断地有新的问题冒出来,就像写作一样,不断地有新的想法新的灵感,我看到纸就有一些想象,一些灵感,我怎么可能说写到什么时候不写呢?文化保护永远不会有停止的一天,就和每个人终将会老去一样,每个时代都有文化遗产面临濒危,这是每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文化保护就像火炬一样,每个人都必须把火炬从前人手里接过来,并且要让它熊熊燃烧,再传递给后面的人。

我必须要培养出这样一批年轻人,他们有强烈的文化感,有强烈的奉献精神,对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有发自肺腑的爱和 ,而且他们要真正懂得文化的本质和内涵。这样将来有一天我做不了的时候,我才可以放心。我不会说我什么时候不做了,但我终究有一天会做不了,我爬不了这山了,农村下不去了,到那一天,如果有人接班,我就会放心。

我在全国各地都会看到这样一些年轻人,他们对文化有很深的情感。比如前段时间在北京出现了关于梁启超故居被拆的消息,很多年轻人发表文化批评的文章表达对此事的不满,这种浓厚的文化自觉意识让我觉得很欣慰。我印象很深的是,在梁启超故居,有一个妈妈陪着十几岁的女儿来看,妈妈说女儿非常崇拜梁启超,一定要来看看。我很高兴,这样小的孩子就能关心这件事。文化就是这样,一代代传下去就有希望。

:最近我们《南方》也推出了一个关于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报道“岭南记忆”。我们在实际考察中发现,一些“非遗”项目如果不依托于商业化,往往变得无人问津,沦落到濒临消亡的境地,而在进行商业化开发的过程中,又可能失去其“原生态”的某些特征。您怎么看这种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困惑?怎么去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?

冯骥才:做民间文化保护,首先就要求原生态,把一种文化原真性的东西记录下来。不管将来商业化变成什么样子,起码可以找到这种文化的“原点”。这是我们做的第一项的工作,就是从多学科的角度,用照片、录音、录像的方式把一个文化最原始的面貌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。

我不主张将一项民间遗产完全地商业化,但我赞成它“进入市场”。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市场化了,所以市场化也并非不可以。比如一个乡村庆祝丰收的传统歌舞,之前他们可能仅仅是为了表达喜悦而跳,但现在,他们也可以在游人面前表演,赚点钱养活自己,这是我所说的进入市场。但在市场化的同时,应该要不失文化原有的特色。什么东西可变,什么东西不可变,这需要专家深入古村落进行调查研究,就具体情况与村民进行沟通,然后再对他们作出指导。

关于新作

解题:写作随兴犹如天女“散花”

冯骥才最新作品集《散花》收录了冯骥才最近三年创作的110篇文章和 0多幅画作。对于新书《散花》,冯骥才笑称,讲的是缝隙里的事儿,零零碎碎,断断续续。但同时他也认真地说,这才是最接近他生命和个性的记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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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散花”,天女散花是也。在《散花》的序言中,冯骥才如是写道,“散花”是他现在的写作方式,写作不再是一种攻坚,而是纯粹的心灵和思想的随心所欲。“我是编完这本书后才想到,我现在的写作是一种很随兴的状态,所以取名为‘散花’”。

《散花》分为五个部分:众生故事、情感文字、用笔思辨、说己论人和画境文魂。除了“众生故事”收录了三篇短篇小说之外,其余都是散文和随笔。写小说起家的冯骥才这样形容《散花》和以前作品的区别:写小说的时候要构筑虚构的生命,而写《散花》的时候只是把自己的感觉想象,思考的闪光片断如实记录下来。

近年来,无论是媒体还是读者,对冯骥才的关心已经不仅局限于作品,更多的是他作为文化知识分子,在抢救文化遗产时所做出的努力。奔走于大江南北,上山寻访隐蔽的古村落,下乡寻找失落的民间艺术,冯骥才说,他们正在对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民间文化进行彻底的普查,而这种繁忙的工作状态注定了“散花”是他唯一可能的写作方式。

释疑:定价过高源于“完美主义”

文画不分,是冯骥才对于《散花》的坚持。他认为,无论是文字还是画作,都是他记录生命的一种方式,缺少了任何一样,生命也就不复完整。在这部《散花》里,冯骥才最满意的是采用了一种“专门写画的文体”。与那些海阔天空、信笔由疆的文字不同,“画魂境界”里的每一段散文只独属于某一幅画。他说:“这些文字里面,有一些写我画这幅画背后的故事,也有可能是对于绘画本身的思考,也有可能是我画这幅画的初衷,也可能是画完之后一些延伸的领悟。这可能出于我的另一种身份———作家的习惯。”

面对《散花》定价68元过高的质疑,冯骥才解释,这源于他的“完美主义”。为了表现出淡色调细腻的层次感,他坚持用最好的纸,去最好的印刷厂印刷。“层次印不出来,画的意境和味道就都没有了。”会不会担心因此流失读者?冯骥才表示,他已经想了一个补救措施,就是把与画相关的文字去掉,再加上一些别的散文,另外出一本散文集,以满足读者的需要。至于画作,将会以画册的形式重新呈现。

“双面”冯骥才

在《散花》中,既有自然而然的感情流露,也有针砭时弊的文化评论。一边是记录生活的点滴,回忆亲密的友人,一边是痛批盲目城市化给文化生态造成的破坏,呼吁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……一个私人,一个公共;一个平和,一个尖锐,从《散花》里,读者看到的是“两面”的冯骥才。

大概列数中国作家,没有人比冯骥才的头衔更多。他是官员,是大学教授,是作家,是画家,是文化知识分子,被媒体称为“民间文化遗产的守望者”。冯骥才说自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,也很骄傲地提及自己作为运动员的生涯。67岁的年纪,他依然坚持田野调查,跋山涉水。

冯骥才说,文化保护是他的,为了挽救弱势的文化遗存,他必须振臂高呼;然而,回到自己的书房和画室,他可以忘掉所有工作,做一个只关注心灵的作家和画家。

(:李明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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